李燕琴 施佳伟 李慕芳 | 占有还是存在：关键事件视域下自然保护地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机理
李燕琴 施佳伟 李慕芳
作者简介：
李燕琴，女，河北香河人，理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旅游、乡村旅游、可持续旅游，E-mail: yunshi1999@sohu.com；
施佳伟，男，广西桂林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慕芳，女，湖南湘西人，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面，保持和建设优美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增长点和居民获得感与幸福感的源泉。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习近平关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指示，彰显了自然保护地的新定位(注：程立峰、张惠远《实现自然保护地共建共享的路径建议》，《环境保护》2019年第19期，第8页。)。在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创新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发展机制，需要探索全民共享机制(注：《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9年第19号，第16-21页。)。切实提升居民社区参与能力，有效提高生活质量，成为实现自然保护地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要义。截至2020年，全国依托景区发展的乡村有1000余个，旅游发展与自然保护地建设的共生关系密切(注：王秀伟、李晓军《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地理学报》2022年第4期，第907-912页。)，旅游业成为助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然而，实现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与社区文化保护的双赢愿景并不容易(注：李文军《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的权衡》，《人与生物圈》2018年第5期，第47页。)。如何更好地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并促进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亟需在深度总结本土实践的基础上阐明其影响机理，为促进自然保护地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精准落实提供支持。
居民生活质量是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是否平衡的重要表征和关键指标。以关键事件作为观察窗口，可考察重要政策实施效果，透视景区与社区关系变迁，有助于厘清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维度，探究影响发生的底层逻辑，把握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规律。由于纵向数据相比截面数据更难获得，以往研究多限于单个关键事件的短暂影响分析，少有对发展历程中关键事件组群影响过程予以综合研究。
本文采用历史学视角分析关键事件，以旅游发展较早、品牌影响力较大、景区与社区关系紧密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寨沟为案例开展纵向变迁机理的研究。研究遵循规范的关键事件法操作流程，从官方新闻报道、年鉴及部分专著、论文等可获得性高的公开资料中收集整理旅游发展历程中影响九寨沟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事件。数据分析采用资料与人员的双重三角互证法，判定每一关键事件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哪些方面造成影响，并在反复推敲和理论对话中确定以占有与存在这一生活质量基耦，逐级归纳、梳理影响框架。以九寨沟为例的居民生活质量变迁机理的阐明，将有助于探究中国自然保护地景区可持续发展与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双赢路径。
一 文献综述
（一）自然保护地的居民生活质量研究
自然保护地的功能价值定位要求自然保护地与社区保持良性互动。社区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在其利益协调、生态效益补偿等领域已展开较多研究(注：王昌海等《中国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协调发展研究进展》，《林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6期，第487-489页。)，相关结论为促进社区发展提供了发展框架和经验对策(注：王宇飞等《基于保护地役权的自然保护地适应性管理方法探讨：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生物多样性》2019年第1期，第89-90页。)。生活质量指个人凭借经验对自我生活满足或满足感的判定(注：Steven J. Taylor, Robert Bogdan,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Individual’s Perspective,” in Quality of Life: Perspectives and Issues, ed. Robert L. Schalock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 1990), 34-35.)。居民高质量生活与自然保护地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一方面,居民生计有赖于自然保护地发展。《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摒弃了过去对保护地管理避谈“旅游”的态度，认可了“生态旅游”是国家公园重要的人类活动这一现实情况，自然保护地的终极追求理应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年第24号，第52页。)。另一方面，只有居民满意，才有更积极的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地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依靠社区与居民的支持。研究证明，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对旅游发展具有支持、促进作用，并有助于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注：粟路军、唐彬礼《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研究回顾与未来展望》，《旅游学刊》2020年第6期，第83-84页。)。因此，进一步探究自然保护地旅游发展中居民生活质量变迁的影响因素和动态变化机制，便显得愈发重要。
（二）居民生活质量的基耦与分析维度
居民生活质量变迁的底层逻辑可追溯到基耦关系（themata），即一组对立统一关系所揭示的深层核心机制，即逻辑之下的逻辑。刘力认为，中国人生活质量的基耦是占有和存在，在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变迁中，多元价值观的碰撞引发诸多矛盾，占有与存在之间的困境尤为凸显，二者逐渐成为一对基耦，驱动生活质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表征(注：Li Liu, “Sensitising Concept, Themata and Shareness: A Dialogical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34, no.3 (August 2004): 258.)。如何打破对经济增长（占有）的执念，转而使增长为人所用（存在），是人类社会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注：凯特·拉沃斯《甜甜圈经济学》，闾佳译，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版，第21-25页。)。对“占有还是存在”（to have or to be）两种生存模式的系统论述，可追溯到社会学和心理学大师弗洛姆（Fromm）的论著。他认为，占有的生存模式根源于私有制，本质是对物品的拥有，而存在的本质是一种生活体验，显现为“根”、社会联系、参与和自由，并将占有区分为“生存型占有”与“性格型占有”，前者源于努力存活的生理本能，不会与存在发生冲突，后者则是社会条件作用于人类的结果，是保留和保存物品的强烈欲望(注：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程雪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27-29页。)。
生活质量涉及生活的许多核心领域：社会关系、健康、家庭、工作以及自然环境。这些个体生活领域以工具性路径、表达性路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与占有和存在相联系。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已开始探索旅游与生活质量的关系；90年代后，二者关联性得到进一步证实。研究发现，旅游开发在给当地社区带来好处的同时，但因开发过程中的保护不当，也会使社区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注：Lawrence R. Allen, et al.,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Community Life,”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7, no.1 (July 1988): 19-21.)。同时，时间因素也是探讨旅游与生活质量关系的重要变量(注：Richard R. Perdue, Patrick T. Long, Yong Soon Kang, “Boomtown Tourism and Resident Quality of Life: The Marketing of Gaming to Host Community Resident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44, no.3 (March 1999): 172-174.)。研究表明，旅游发展从探索期向发展期转变，居民生活满意度不断提高；进入巩固期后，居民生活满意度会降低(注：汪侠等《贫困地区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差异及其成因——以桂林市的5个贫困村落为例》，《旅游科学》2011年第3期，第48页。)，但产生如此变化的机理还缺少令人信服的解释。而运用占有与存在这一对基耦作为分析框架，则有助于发现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规律。早期旅游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以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正负向影响来划分(注：Kyungmi Kim, Muzaffer Uysal, M. Joseph Sirgy, “How Does Tourism in a Community Impact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Tourism Management 36, (June 2013): 529-531.)。近年来，居民主体性受到关注，学者从居民价值获取角度思考旅游与社区的关系，影响维度也逐渐向物质/非物质二分法转变(注：Eunju Woo, Hyelin Kim, Muzaffer Uysal, “Life Satisfaction and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50, (January 2015): 85-86.)，体现出占有与存在两股力量对居民生活质量的作用与影响。
（三）关键事件法
关键事件法由福莱（Flanagan）和伯恩斯（Baras）于1954年提出，属于定性分类研究方法，为内容分析法范畴，在总结规律和建构概念方面有显著优势。该方法要求受访者讲述一些印象深刻的事件，通过分析关键事件的内容进行探索性研究和梳理归纳(注：Carlyle Tadeu Falco de Oliveira, et al., “Tourist Destinations’ Competitiveness: Demand and Performance Factors,” Tourism & Management Studies 15, no.4 (2019): 20.)，实现对事物更全面的认识。与传统定性研究方法相比，关键事件法能够更为精准和深入地探究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作用因素，有助于寻求导致关键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注：林家媚、冯冈平《关键事件研究法在营销研究中的应用》,《价值工程》2012年第27期，第157-159页。)，并根据发生原因有效分类探究事物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
多数关键事件法研究以访谈数据作为一手资料，而Chell和Pittaway认为关键事件法适用于任何有关分类的研究(注：Elizabeth Chell, Luke Pittaway, “A Study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Restaurant and Café Industry: Exploratory Work Using the 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 as a Method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7, no.1 (March 1998): 23-25.)。基于二手文本的研究，则丰富了关键事件法应用的资料来源，如利用在线评论分析酒店服务绩效对顾客满意度的非线性影响(注：GérsonTontini, et al., “Exploring the Nonlinear Impact of Critical Incidents on Customers’ General Evaluation of Hospitality Serv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66, (September 2017): 110-112.)，基于现有文献梳理歌仔戏形成与演化过程等(注：陈路遥、许鑫《基于关键事件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及演化分析——以两岸同源“歌仔戏”为例》，《图书情报工作》2015年第14期，第24-25页。)。关键事件法运用的基础是关键事件，并非所有行为和事件均可视为关键事件，只有那些可观察、描述完整且能据此进行推断和预测的活动，才被界定为关键事件(注：金立印《基于关键事件法的服务失败原因及补救战略效果定性分析》，《管理科学》2005年第4期，第65页。)。旅游研究方面，关键事件法的运用多从旅游者视角切入，收集旅游者异地行为变化的关键事件，对社会行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注：李志飞、夏磊、邓胜梁《旅游者社会行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常居地-旅游地二元情境》，《旅游学刊》2018年第1期，第106-107页。)，研究领域涉及游客旅游动机及满意度等方面。就社区居民视角而言，研究居民对关键事件的感知和态度，被认为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注：Zhe Ouyang, Dogan Gursoy, Kuan-Chou Chen, “It’s all about Life: Exploring the Role of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Perceptions on Attitudes Toward a Recurring Hallmark Event Over Time,” Tourism Management 75, (December 2019): 105-109.)，但从关键事件出发探究居民生活质量变化的研究较少。
二 研究设计
（一）案例地概况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自1984年对外开放至今吸引了大批游客涌入。伴随平衡自然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压力，景区管理者做了一系列的制度探索和改革，很多政策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社区居民利益，如何平衡景区发展目标和社区利益，一直是九寨沟管理局(简称“九管局”)关注的重点。选取九寨沟作为案例地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1）代表性强，推广性大。九寨沟因村民世居于九个寨子而得名，景区与社区关系密切，经验可推广性大。（2）观测窗口长，关键事件多。1978年，九寨沟被划定为自然风景保护区，1984年底正式开放，在30多年的景区管理中发生了一些影响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大事件，梳理、归纳这些事件，有助于分析事件背后作用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核心因素，得到更具可操作性的协调提升路径。（3）知名度大，管理经验丰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等多重身份使得九寨沟拥有很强的知名度与美誉度，相对成功而丰富的管理经验可为景区与社区协调路径探索提供典型案例支撑。（4）研究资料丰富，方法契合度高。作为世界著名景区，九寨沟的发展历程受到官方、学界与大众传媒的广泛关注，相关文献、书籍中有翔实的关键事件记载，有助于还原事件细节，并予以资料的三角互证，契合关键事件研究法的要求。
九寨沟发展历程有如下几个重要节点。（1）1978年国务院将九寨沟划定为自然风景保护区。该阶段保护区开始吸引游客，但沟内严格限制外人进入，来访者主要由招待所接待(注：邓一《永远的九寨沟：第一任局长亲述》，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居民并未从事盈利性旅游经营活动，居民生活质量尚未受到旅游影响。（2）1984年九寨沟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并正式对外开放。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和九寨沟旅游公司成立，居民开始获得门票和经营性收入，旅游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逐步显现。（3）1998年九环线开通。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使得景区可进入性大增，游客数量从1997年的18万人次持续增长到2002年的123万人次(注：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九寨沟志》，方志出版社2019年版，第334页。)。（4）2003年九黄机场开通。景区市场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迎来蓬勃发展阶段，2004年客流量增长到190万人次，海外游客占比11%(注：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九寨沟志》，第334页。)，国内客源覆盖到全国，旅游活动对当地社区的影响愈发显著。（5）2005年后，受制于景区承载量及交通流量的限制，游客量虽不断增长，但增速放缓，旅游对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些负面影响开始凸显(注：田世政《九寨沟景区管理模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61-92页。)。结合景区发展历程的关键节点及游客量变化趋势，可以将九寨沟旅游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1983年的探索阶段、1984-1997年的参与阶段、1998-2004年的发展阶段、2005年至今的巩固阶段。
（二）研究步骤
遵循关键事件法基本流程，研究步骤由四步组成。
第一步，收集文本数据。收集范围包括学术文献、年鉴、县志、新闻报道及书籍专著等渠道(注：以“九寨沟”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获得157篇与九寨沟旅游发展相关的文献；查阅《九寨沟县志》（1986-2005）、《九寨沟县年鉴》（1986-2012年的部分年代）等官方统计资料；登录阿坝州人民政府、九寨沟县人民政府及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官方网站收集官方传媒资料；通过互联网搜索九寨沟景区截至2017年的新闻事件；查阅相关书籍，包括《九寨沟景区历史文化考察研究报告》、《九寨沟景区管理模式研究》、《智慧景区管理与九寨沟案例研究》、《九寨沟风景名胜区》、《旅游规划与设计——景区管理与九寨沟案例研究》等。)，保证数据的完整性。确定关键事件筛选条件和分析范围：与九寨沟旅游发展相关、1978-2017年间发生、事件发生时间和过程描述完整。
第二步，分析文本数据。对文本数据进行主题分析，梳理九寨沟旅游发展相关事件，记录事件名称、发生时间、事件描述及出处，得到161个历史事件记录文本。如根据收集到的有关2017年“8·8”九寨沟地震的报道记录文本，将事件描述为：“2017年8月8日，在四川省九寨沟县发生里氏 7.0 级地震，是九寨沟景区内发生的破坏性强、波及范围广的一次地震。地震对九寨沟景区自然景观的影响较大，诺日朗瀑布、火花海等核心自然景观遭到破坏，地震造成多名游客伤亡、景区建筑受损和部分道路交通中断。由于地震对地质和景观破坏较大，且出现人员伤亡，景区随即关闭。2018年3月8日，九寨沟部分景区恢复开放，并实施‘四限’游览政策。据四川省旅游局统计，2017年九寨沟游客接待量由2016年的500万人次下降为250.02万人次。”
第三步，筛选关键事件。为增强关键事件判断的客观性，邀请相关领域3位研究者组成小组，根据事件出现频次及事件描述，背对背对事件的居民生活质量影响程度进行1-10分打分，平均分5分以上事件界定为关键事件，最终筛选出43个关键事件。关键事件法多采用STAR法描述，即情境（Situation，描述事情发生时的情境是怎样的）、 目标（Target，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行动（Action，当时采取什么行动）、结果（Result，采取这个行动获得了什么结果）四个方面进行概括(注：孔凡振《基于STAR法则逻辑下的海洋捕捞零增长政策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20年第31期，第28页。)。本文主要从起因、经过、结果三个方面对事件进行归纳，如2017年“8·8”九寨沟地震概括为：“起因：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爆发里氏7.0级地震。经过：九寨沟景区总体受损情况并不严重，但诺日朗瀑布、火花海等核心自然景观及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并造成一定程度的人员伤亡。结果：景区景观和民居遭受重大创伤，2017年景区营业至8月7日，旅游旺季提前结束，游客接待量下降为2016年的一半，直到次年3月才重新开放部分景区。”
第四步，判定43个关键事件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方向。由2位研究者背对背完成，第3位研究者与前两位研究者反复讨论确定，最后将讨论结果与九寨沟工作人员进行确认。
三 研究结果
（一）居民生活质量的占有与存在模型
从43个关键事件中归纳出外部运营、内部运营、社区参与等8个影响因素，它们累计出现86个频次，正向影响为主。影响因素进一步归纳为生产和生活2个一级维度，景区管理、社区治理、物质生活和非物质生活4个二级维度，共同构成居民生活质量占有与存在的基耦模型（见表1）。一个关键事件可能体现多个影响因素，数据处理时选择影响最大的2个因素，如九寨沟被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内采取严禁伐木、烧炭、狩猎等保护措施，既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正向影响，也体现了对传统生计的负向影响。一个事件的多重效应也被综合考虑，如“外部运营”中2个正负双向影响反映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国际旅游市场萎缩，但营销配合下国内市场增加，体现出景区转“危”为“机”的管理之道。
由表1可见，占有和存在作为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一对基耦，体现在每一次行动中二者间的权衡，如景区管理中外部运营相比内部运营管理更具占有性特征，而非物质生活中生态环境保护因与九寨沟旅游生计高度关联性而比社会文化保护占有性倾向更高。通过影响因素的频次，可以反映关键事件对“生产”和“生活”关注度的侧重，从而归纳出居民生活质量占有与存在的基耦模型特征。
1.景区管理中外部运营关注度高于内部运营。外部运营主要涉及市场营销和品牌管理，市场波动与居民短期收益息息相关，品牌提升则关乎居民长期收益与自豪感，进而影响生活质量。内部运营类关键事件包括管理权变动、管理模式创新、核心吸引物保护、内部员工管理等方面。外部运营关注客流吸引，侧重发展速度管理；内部运营则旨在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景区管理质量，二者相辅相成。
2.社区治理中社区参与关注度高于公共保障。公共保障和社区参与由九管局主导，其中，公共保障起兜底作用，是基本生活的存在性保障。九管局发挥其政策普惠和利民作用，确保居民基本生活质量和基本社会权益。社区参与则旨在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是占有性的高质量生活保障。九管局通过提供就业机会等刺激措施，吸引居民积极参与旅游业发展；同时，社区参与方式也不断演进，由个体自发参与向集体协同发展转型，为居民提供更多经营机会，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3.物质生活中生计管理关注度高于收益分配。生计管理聚焦“如何获得收益”，关乎更好的占有方式的选择。在旅游主导产业发展的社区，居民“农转非”政策、就业机会等为旅游生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收益分配关乎“如何分配收益”的公平存在问题，是居民生活质量感知的敏感点，多类关键事件都关系到收益再分配，如景区管理权调整、公共保障、社区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等。通常，景区对社区的收益让渡，会让居民有更好的生活质量感知。
4.非物质生活中生态环境作为九寨沟景区核心吸引物的载体，其保护关注度远高于社会文化环境。即使生态环境保护会带来传统生计衰微、旅游市场暂时缩减、收益分配发生变化的风险，但自发展之初，九管局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工作首位。相比而言，从相关关键事件看，社会文化保护问题在1997年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后才被关注，由关键事件数量及影响因素频次可以反映其关注度较弱。
（二）不同阶段居民生活质量的占有与存在模式
图1展示了九寨沟旅游发展从占有模式走向寻求占有与存在平衡模式的历程，其中，非斜线柱代表H（占有）的影响因素、斜线柱代表B（存在）的影响因素，负面影响记为负数频次，探索阶段的社区治理维度无关键事件。
1.探索阶段：功能型占有模式主导期
探索阶段是景区帮扶社区的生计转型期。九寨沟于1978年被划为自然保护区，区内采取严禁伐木、烧炭、狩猎、捕鱼以及部分土地停耕还林等保护措施，这些措施让作为自然资源型景区核心吸引物的生态环境（+1(注：“+1”指关键事件对影响因素的1次正面影响；“-1”指关键事件对影响因素的1次负面影响。)）得到更好保护，但也致使当地居民传统生计（-1）难以为继。1982年，九寨沟获批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通过建立品牌这一外部运营（+1）方式吸引客流，使居民从传统生计逐渐向旅游生计（+1）过渡。在探索阶段，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有赖于生计转型，本质是寻求更好的占有，但这种占有是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生存意义的占有，因此是功能型的占有模式。
2.参与阶段：存在型占有模式显现期
参与阶段是景区与社区合作的市场拓展期，重点是对外拓展市场（+5）和对内激发社区参与（+4），以使旅游业足以为当地居民提供生计支持，真正完成生计转型（+3，-2）。一方面，该阶段景区主导的功能型占有模式进一步延续，九寨沟“品牌+市场”的发展策略效果显著，依托知名度与吸引力建立起来的旅游市场初具规模，居民以旅游产业作为主要生计来源的方式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景区也积极谋求社区的合作，鼓励社区参与。1992年，管理局与居民联合经营并成立公司；1997年，九寨沟的社会文化保护开始受到重视，居民在景区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提升。因此，参与阶段开始呈现适度型占有模式，占有仍是居民提高生活质量的主要方式，但这种物质占有是伴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对更好共存的理性追求，景区适度让利社区，社区谋求适度发展，二者在协调中尝试利益共创、共享。
3.发展阶段：占有型存在模式与过度型占有模式矛盾期
发展阶段是景区和社区矛盾爆发期。在该阶段，景区继续通过加强外部运营（+5，-3）拓展市场，游客量短期内快速增长。旅游业高速发展带来的收益分配（+3，-2）、生计发展（+4，-3）之争，使景区和社区间冲突频发。双方都不同程度表现出过度占有的倾向，而这可能使居民生活质量陷入停滞或下降。过度型占有模式的矛盾，根源在于短期过度占有和长期适度存在间的张力，表现为长期生态环境保护与短期旅游经济收益的矛盾，长期景区管理政策与短期社区需求受限的矛盾。游客规模持续增长，使生态环境承受更大压力，而“限量旅游”政策无疑会消减旅游收入的增长速度；为了保护环境而开展的经营秩序整顿、集中搬迁安置，也会在短期内影响居民收益与生活方式。为了更长久的占有、更可持续的发展，景区具有的集体理性使其采取更多存在型举措，如生态环境（+9）保护力度加强、景区内部管理（+7）措施不断出台，但这种长久存在的诉求是以旅游吸引物的占有为目标，而并不是以占有与存在型需求更好平衡为目标，因此谓之为占有型存在模式。
4.巩固阶段：平衡型存在模式探寻期
巩固阶段是景区社区开始寻求共创的品牌扩展期。该阶段游客量增长趋缓，景区发展进入相对平稳期，关键事件数量有所下降，而过度型占有模式常会惯性延续，如九寨沟仍是外部运营类（+4，-3）事件占比最高，其次为内部运营（+2，-1）和生计管理（+2，-2）类事件。旅游发展减速而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调整，是导致巩固阶段居民满意度下降的主因。同时，巩固阶段也蕴涵着机遇，历经发展阶段的博弈，景区与社区都深刻认识到彼此的不可或缺，因此从参与阶段自发的互利开始走向更为理性的携手同行。2006年，居民固定生活费补偿调整为从当年每张门票中提取的方式，同年还出台了居民子女就业安置政策，因此巩固阶段也表现出景区与社区平衡发展、寻求更好共存的倾向。该阶段的负性事件与各种危机事件有关，如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2008年和2017年两次大地震及2013年景区内游客滞留事件。在巩固阶段，旅游生计完全取代传统生计方式，而旅游业本身的脆弱性突显了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成为景区发展的关键瓶颈，在危机中寻求占有与存在的平衡尤显重要。
（三）占有与存在视域下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机理
占有与存在视域下以“生产”为横轴、“生活”为纵轴勾勒出4种生存模式：功能型/过度型占有模式、占有型存在模式、存在型占有模式、平衡型存在模式（见图2）。居民生存模式的变迁路径为：功能型占有模式→占有型存在模式或存在型占有模式→平衡型存在模式或过度型占有模式。不同生存模式下，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驱动力不同，功能型/过度型占有模式下的主要驱动力为“外部运营”（HHH）、“生计管理”（BHH），占有型存在模式下的主要驱动力为“生态环境保护”（BBH）、“内部运营”（HHB），存在型占有模式下的主要驱动力为“社区参与”（HBH）、“收益分配”（BHB），平衡型存在模式下的主要驱动力为“社会文化保护”（BBB）、“公共保障”（HBB）。
图2中的1、2、3表示生存模式出现的先后顺序，-3表示可能的负向生存模式。
占有模式被划分为功能型、存在型、过度型三类。弗洛姆将“功能型占有”等同于“存在型占有”。本文将二者做了静态、动态区分。“功能型占有”是一种旨在满足人们静态基本生活需求的占有，往往出现在欠发达地区旅游发展初期；“存在型占有”是一种旨在满足动态的、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占有，强调了存在的动态性，认为适度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占有具有合理性。“过度型占有”体现为对物品过度占有的强烈欲望，它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社会条件作用于人类的结果，会与存在发生冲突，以至于更多的占有并不能带来生活质量的同步提高，甚至会有负面影响。
存在模式被划分为占有型和平衡型两类。占有型存在模式是理性驱动下景区为了可持续发展而对核心吸引物、核心能力建设高度关注，谋求其更好的存在，以实现景区更长久的占有。此时，次要吸引物、次要能力建设较少被关注，人的创造性力量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发挥。平衡型存在模式随社会动态发展需要在占有与存在间寻求更好平衡的核心矛盾，关注社会文化环境保护，利用居民的地方性知识解决问题，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保障，促使其内在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
弗洛姆看到了私有制下占有型生存模式的问题，倡导存在型生存模式，主张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但并未给出如何从占有走向存在生存模式的具体路径。本文对占有模式与存在模式的细分，有助于厘清机理、找寻路径。自然保护地欠发达旅游社区的发展，始于功能型占有模式，之后社区通过存在型占有模式关注旅游发展的公平性，景区通过占有型存在模式关注旅游发展的持续性，直到双方意识到公平性诉求与持续性发展密不可分、持续性发展离不开居民被公平性对待，并由此激发出携手应对发展与危机带来的压力的内生动力，在占有与存在之间寻求到更好的平衡，才有可能进入到平衡型存在模式，否则就有可能遁入过度型占有模式的陷阱。
四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九寨沟旅游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事件为纵向数据源，分析了占有与存在这对基耦如何影响居民生存模式，进而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机理，拓展了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研究的数据来源与分析视角。
（一）研究结论
1.运用占有与存在这对基耦厘清了居民生活质量变迁机理。Butler预测旅游发展阶段的后期，快速、常常不受控制的变化将使事件的负面影响超越正面影响，旅游目的地市场吸引力将开始下滑(注：Richard W. Butler, “The Concept of a Tourist Area Cycle of 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Canadian Geographer XXIV, no.1 (1980): 7-9.)。当发展经过成本感知超过获益感知的触发点，消极态度渐增(注：Amy Diedrich, Esther García-Buades, “Local Perceptions of Tourism as Indicators of Destination Decline,” Tourism Management 30, no.4 (August 2009): 519-520.)，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将下降。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事件的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影响，而又如何挽回居民生活质量下降趋势，学界至今还未有足够权威的解释。九寨沟旅游发展历程中居民生存模式变迁路径为：功能型占有模式→存在型占有模式+占有型存在模式→平衡型存在模式/过度型占有模式。在不同模式下，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核心驱动力有着差异。总的来看，探索阶段功能型占有模式主导，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参与阶段存在型占有模式显现，居民随社会发展增长的合理需求得到满足；发展阶段占有型存在模式与过度型占有模式虽有矛盾，但快速增长下的“占有”使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得以延续；巩固阶段旅游发展减速而过度型占有模式未及时调整，占有停滞与存在减弱导致居民生活质量下降，这也促使景区与社区携手走向平衡型存在模式。
2.管理价值获取是自然保护地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核心驱动力之一。迪尔里（Deery）等关注到社区参与、社区授权、目的地发展水平、管理者角色、基础设施维护、物价水平等管理因素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注：Margaret Deery, Leo Jago, Liz Fredline, “Rethinking Social Impacts of Tourism Research: A New Research Agenda,” Tourism management 33, no.1 (February 2012): 65-67.)，但管理价值获取与居民生活质量的关系却较少被关注。1985年，波特（Porter）提出的价值链理论，佐证了管理价值的重要性，认为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不仅包括基本活动，也包括支持性活动(注：Michael E. Porter,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48. )。本研究通过分析九寨沟景区内的关键事件，归纳了居民生活质量的占有与存在模型，发现二者在基耦中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在每次事件中实现权衡并走向协调发展。因此，自然保护地居民生活质量提高路径不仅与作为“基本活动”的物质和非物质生活价值获取有关，还与作为“支持性活动”的景区管理和社区治理的价值获取有关。
3.如何有效平衡景区内的旅游活动和居民生活，是旅游社区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在弗洛姆占有型、存在型生存模式基础上，提出占有型存在模式与存在型占有模式两种过渡模式，并将存在型生存模式界定为平衡型存在模式。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社区居民在短期自身利益和长期集体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的困境已受到学者关注，研究发现集体效能感知和短期可见的影响有助于居民对旅游的支持(注：Danni Zheng, Zengxian Liang, Brent W. Ritchie, “Residents’ Social Dilemma in Sustainable Heritage Tourism: The Role of Social Emotion, Efficacy Beliefs and Temporal Concerns,”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8, no.11 (2020): 1796-1798.)，是矛盾调和的可行路径。弗洛姆更多强调占有与存在静态二分下的不可调和，本研究关注到二者相互交织的嵌套作用，即占有中有存在、存在中有占有，正是在博弈与动态调和中，占有与存在、景区与社区、长期与短期利益、物质与非物质生活最终走向平衡。
（二）政策含义
1.居民生活质量变迁机理的研究表明，在适度满足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后，相关政策应更多关注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通过占有型存在模式与存在型占有模式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避免过度关注外部市场拓展与生计发展，以免陷入过度占有陷阱。
2.管理价值创造的政策工具开发，有助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管理价值来自于景区与社区的协同，而非单方力量，要注重过程管理。自然保护地政府主导式旅游发展，使得管理者在旅游发展方向上有更多的话语权，而村民人口多、与地方联络深等特征是影响当地自然保护成败的关键。探究景村融合的中国式有效治理路径，使景区与社区取得权力与权利平衡，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注：保继刚、陈求隆《资源依赖、权力与利益博弈：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研究——以西双版纳勐景来景区为例》，《地理科学》2022年第1期，第44-46页。)，并有利于切实提高社区参与能力与居民生活质量，精准把握旅游发展不同阶段景社关系的主要矛盾，推进内源式发展(注：颜安、龚锐《乡村旅游精准帮扶中内源式发展机理与路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55页。)。
3.景区需要在发展期就更多关注社会文化保护和公共保障，以平衡景区旅游活动和居民生活的冲突，寻求景区与社区的对话、生产与生活的平衡。景区所秉持的存在型占有模式注重旅游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而社区所关注的占有型存在模式更加注重短期可见的公平参与机会和利益分享，这常常成为二者矛盾的源头，二者平衡的路径是以公共保障强化“共同体”的感觉，使发展的红利短期可见，并通过居民更易于接受的社会文化保护，使居民理解生态环境保护对于长期发展的价值。
致谢：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于红艳参与了数据处理过程，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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